杨浦有座闸北发电厂｜张新

在军工路共青森林公园附近有座闸(zhá)北发电厂。对明明坐落于杨浦的这家发电厂而冠以“闸北”的称谓，我曾经颇感迷惑。查了一些资料后才弄明白：闸北发电厂前身是地处(dìchǔ)苏州河(sūzhōuhé)南闸北叉袋(chādài)角（今恒丰路铁路新客站附近）的闸北水电公司。公司1911年(nián)8月(yuè)竣工，1928年9月在军工路、闸殷路开工扩建新电厂（即现今的闸北发电厂）。之后(zhīhòu)，闸北屡遭日寇的兵燹之灾，位于闸北叉袋角的电厂元气大伤，一蹶不振。加之上世纪30年代，上海已经成为中国乃至世界东方的经济(jīngjì)中心，上海的地理(dìlǐ)经济重心逐渐从苏州河向黄浦江位移。因此，闸北发电厂不仅在杨浦扎(zhā)了根，并且逐渐取代了原发电厂的地位。透过闸北发电厂的发展轨迹，能够加深理解上海城市发展的“水脉(shuǐmài)逻辑”。 江河是生存之本，又是交通之枢纽。上海曾经是中国(zhōngguó)最富庶的“江南(jiāngnán)五府”之一松江府下的一个县，境内的吴淞江连接江南水网。如果把长江黄金水道和中国月牙形海岸线比作一副蓄势待发的弓箭，那么上海恰是(qiàshì)箭头(jiàntóu)。汉语里“码头”一词的含义既包括它的本义，即“水岸泊舟处”或“水陆总汇泊舟之地”（据《辞源》“码头”“马头”条目），又可作为(zuòwéi)市镇的代名词。因此上海方言称商人穿梭于各市镇之间的商业活动谓之“跑码头”。梨园则将之指代(zhǐdài)“巡回演出(xúnhuíyǎnchū)”和“走穴”。“春江水暖鸭(shuǐnuǎnyā)先知”，中外商人们敏感地意识到上海所处的经济地理位置的独特性与(yǔ)重要性，争先恐后地“跑”上海这个大码头。 英美殖民者得租界之利，其中公共租界就控制了包括从外滩到杨树浦的(de)黄浦江一线。中国(zhōngguó)民族企业的命脉则(zé)主要靠辐射华埠区域和内地的苏州河维系。早先上海华商经济基本上是(shì)与民生(mínshēng)直接相关，同时又处于产业链(chǎnyèliàn)的低端，当时苏州河两岸(liǎngàn)就遍布着不少碾米厂、面粉加工厂、纺织厂等等企业。而苏州河连通(liántōng)的水系地域也大体就是上海华商经济的产业链和发散区域的边界。从茅盾的《林家铺子》和叶圣陶(yèshèngtáo)的《多收了三五斗》里依稀可见江南城镇(chéngzhèn)经济和上海经济深度依赖于江南水系网络的情景。随着工厂和社区人口数量的增长，租界当局采用“越界筑路”的套路，把(bǎ)水电(shuǐdiàn)等向华埠延伸。有识之士一则看到了发展民族工商业的机会，二则也为了堵击洋商的渗透与蚕食，遂在苏州河南岸发起筹建闸北水电公司(gōngsī)。能源是工业化、城市化的基础，建设电厂是上海社区与产业布局趋于繁荣和成熟的标志。从1909年两江总督(zǒngdū)张人骏向朝廷上奏筹建闸北水电公司得到批准，到1911年8月竣工，闸北水电公司体现了上海“苏州河经济”的成熟与发展。 从上世纪20年代开始，上海在全国乃至世界的经济地位已经逐渐确立。华商也越来越深入世界经济的大循环之中(zhīzhōng)，而苏州河作为经济载体(zàitǐ)越来越不堪重负。1927年7月7日“上海特别市”正式(zhèngshì)成立。上海市政府选址租界之外(zhīwài)的五角场地区(dìqū)，其中一个(yígè)很重要的原因，是(shì)适应上海政治、经济重心东移这一趋势，并且可以(kěyǐ)紧密依托华埠的黄浦江下游、军工路段的黄金水域。此前一年的10月，闸北水电公司选址军工路殷行乡(xiāng)剪淞桥闸殷路口开始新建发电厂，1930年12月新电厂建成供电。它(tā)不仅改变了闸北供电的格局(géjú)，还架设电缆供应浦东北部地区。这一时期不仅是闸北水电公司自身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，还呈现了上海华商经济从“苏州河经济”向“黄浦江经济”过渡的“水脉逻辑”。 回眸改革开放开始至浦东开发的(de)10年间，上海(shànghǎi)的战略布局有(yǒu)点不明朗。80年代末90年代初，我们在承担当时的上海电视二台所(suǒ)拍《浦东：上海的希望》电视专题片的时候了解到，彼时在城市发展思路上，有“东进(dōngjìn)”与(yǔ)“南移”的两种意见。所谓“南移”，是参照国外的卫星城(wèixīngchéng)模式，依托石化厂(chǎng)所在的金山地区这块“飞地”建上海的新城区，目的在释放(shìfàng)中心城区的压力和延伸上海的城市功能。虽然(suīrán)初始成本较低，但是由于金山石化与中心城区相距太远，后续效益低，缺乏中心城区与卫星城的互动(hùdòng)效应(xiàoyìng)，发展前景难以预期。另一个是“东进”。遵循着上海城市发展的内在演进轨迹，即“苏州河—黄浦江—长江、东海”的“水脉逻辑”。虽然，在当时来看，“东进”路线的难点(nándiǎn)在跨越黄浦江，但是，实践证明，有了这一个跨越，“小卒过河顶大车”，就有了后来的浦东开发，一下子把上海城区推进(tuījìn)到长江口、东海边。“面朝大海，春暖花开”，以后的外高桥、长兴岛、洋山港等等就顺理成章了。上海从此开拓了发展的新格局。 坐落在杨浦黄浦江畔的(de)闸北发电厂新址 闸北水电公司之所以成功，不仅是因为契合了上海(shànghǎi)发展的“水脉逻辑(luójí)”，而且还体现在公司企业文化的现代性上。 当初，面对租界(zūjiè)当局越界供电的渗透与蚕食，闸北地区各界爱国人士坚决维护民族利益，决定筹建自己的水电厂。在得到清政府批准后，却遭遇租界工部局的百般(bǎibān)阻扰，他们又进行了坚决的斗争。但是(dànshì)另一方面，作为一家民营企业（曾经一度被江苏省署接收，后又买回），他们的筹建、运营(yùnyíng)方式没有承续晚清洋务运动“中学为体，西学为用”的路数，而是“以夷制夷”、择善而从(zéshànércóng)，完全遵循现代市场经济制度。例如向社会公开发股票、债券，因为红利优厚而受到(shòudào)追捧；电厂设备采购(cǎigòu)向世界招标(zhāobiāo)，先后向捷克斯洛伐克斯可达厂(sīkědáchǎng)、瑞士卜朗比厂和美国燃烧公司订购汽轮发电机和锅炉。在运营上灵活多样，电力卖给独立经营的小公司，与租界工部局电气处订立购电合同，在电力不足时用于购电转售，等等。至抗日战争全面(quánmiàn)爆发前夕，位于杨浦(yángpǔ)的这家电厂成为当时发展最快、容量最大(zuìdà)的民族电力企业(diànlìqǐyè)，为上海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。 如今，在上海发展的大格局(géjú)中，虽然闸北发电厂的功能与作用(zuòyòng)已经改变，但是它体现的上海城市发展的“水脉逻辑”和改革开放(gǎigékāifàng)的大格局已经并且将继续产生深远的影响。